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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贷款超12万亿元!金融持续发力“护航”实体经济; 疫后经济恢复和增长结构不平衡; 欧盟将举行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面对面峰会 经济复兴计划能谈拢吗
来源: 第一理财网编辑    2020-07-14 07:25:20

        新增贷款超12万亿元!金融持续发力“护航”实体经济

       新华社记者李延霞、吴雨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稳企业保就业,稳住经济基本盘,金融支持是重要一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金融持续发力“护航”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真金白银 “贷”动企业发展活力

  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先中没想到,在一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投放座谈会上,企业现场获得了农行5000万元贷款授信。

  该公司在黄冈建有总投资202亿元的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规划年产30万台新能源智能汽车。“农行的支持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充足的现金流有助于公司降低疫情影响,加快推进5G智能新能源汽车项目。”许先中说。

  “重大项目是经济重振的‘牛鼻子’,能以点带面推动相关行业企业复苏。”农行湖北分行行长陈金焱表示,目前农行湖北分行已将全省1068个复工复产重点项目纳入项目库管理,完成授信630亿元。

  不仅是重大项目,不少受疫情影响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也获得了资金“及时雨”。吴利军经营的浙江亿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靠自有资金运营。但疫情影响之下,企业多笔货款回款困难,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眼看客户订单无法完成。

  焦虑万分的吴利军,接到了杭州银行的企业信贷需求排查访问电话。了解到企业困难后,杭州银行快速制定授信方案,一天之内就完成了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审批和发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企业获得感的增强,背后是一系列为企业纾困解难的金融政策陆续出台:多次降准、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出台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整体上来看,上半年金融总量是充足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较高,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

  合理让利 银行与企业同舟共济

  今年3月底,烟台万润药业有限公司从光大银行烟台分行获得了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利率5.655%,企业可享受到当地政府1%的科技型企业补贴、2.61%的知识产权融资补贴,最终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为2.045%。

  “这样的贷款成本是近年来较低的,银行与政府合作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公司财务经理赵晓鹏表示。

  “我们引导银行机构用足政策,降低贷款利率,同时加大对涉企融资收费监管力度。今年2月1日至6月3日,辖区银行机构共对19419户企业贷款业务减免利息5.49亿元。”山东银保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要督促银行机构进一步加强负债端成本管理,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要推进银行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金融业经过多年发展,体系完备,实力增强,有责任也有能力合理让利,与实体经济共克时艰。同时要完善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的支持配套政策,增强让利行为的可持续性。”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说。

  完善机制 满足不断回升的融资需求

  上半年企业贷款增加较多,与实体企业资金需求增加密不可分。

  近期,央行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的信贷需求调查显示,企业资金需求比较旺盛,提款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1个百分点。

  尽管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不少企业对改善融资环境仍有更多期盼。“除了自身‘强身健体’外,建立良好有序的金融保障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持之以恒的支持,也是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壮大的重要因素。”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辉深有感触地说。他的企业前不久才在当地银保监局协调下,解决了银行抽贷的问题,化解了危机。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近期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涉及小微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政府性融资担保、创业板改革等方面。这些改革举措,将对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5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创2011年2月以来新高,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上半年,企业债净融资额接近去年全年水平,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额几乎比去年翻一番。

  这些意味着,我国信贷结构中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占比较低的现象正在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结构问题逐渐在扭转。

  “当前形势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既要有临时的政策安排,也要有长期的制度性改革,建立健全与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多管齐下发挥金融‘供养输血’作用,护航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董希淼说。


         疫后经济恢复和增长结构不平衡

        滕泰/文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方面的成效,以及得益于政府的一系列规模性政策,中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其他国家。然而,受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不平衡特征,主要是消费需求与供给恢复速度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恢复速度失衡等短期不平衡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只能达到-2%左右。若不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难以恢复到市场所期待的5%左右增长水平。从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增长结构失衡情况在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严重,其带来的各种问题也须前瞻性地把握。

        一、经济恢复的短期不平衡制约下半年复苏力度

  二季度以来的经济恢复呈现出两个短期不平衡特征:消费需求的恢复速度滞后于供给,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上述两大短期不平衡征既是影响上半年中国经济恢复速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下半年经济恢复力度的关键因素。

  首先,消费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据工信部统计,截至6月10日,规模以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0.1%,可见不但全国各地复产复工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然而,需求面的恢复仍明显滞后,从拉动经济增长60%的消费增速来看,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5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8%,虽然逐月明显收窄,仍为负增长;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0.6%。预计下半年会逐步转为正增长。

  其次,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5月中国制造业增长5.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高;与此同时,1-5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服务业的恢复速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由于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近6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高达53%(远远高于制造业27%的经济比重),在消费和服务业的恢复速度滞后影响下,预计上半年中国经济至少负增长2%以上。

  下半年,随着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下达,基本建设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速,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受疫情影响,虽然海外需求并不乐观,但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严重下滑,由于疫情防控物资出口迅猛,以及其他国外厂商受疫情影响供给中断造成的物资短缺,下半年出口负增长的情况或仍将好于预期。然而,如果消费和服务业不能尽快恢复的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经济下半年仍然不可能回到市场所期待的5%以上的正常增长水平。

  所以,为了促进下半年经济恢复,稳增长的真正有效着力点恐怕不仅在出口和投资,而是必须尽快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之后于制造业的短期不平衡情况――下半年稳增长的重点是提振消费需求和促进服务业复苏。

  二、 提振消费须从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入手

  当前,在“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宏观决策和传导机制还是以围绕搞投资、上项目来展开的,短期难以改变。

  例如,虽然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特别强,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

  如果同样的资金规模用来稳消费,会受到那些宏观决策机制的制约呢?比如,假定给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那6000亿中低收入者每人发2000元,实际所需财政资金规模不过1.2万亿――三口之家可增加6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1万元收入,这将带来较大力度的消费复苏。相对于花费1.2万亿给中低收入者做消费补贴而言,拿出1.2万亿稳消费肯定会遇到层层阻力,其决策难度远远大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进行基建投资。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地区基本建设需求饱和,有稳定回报的项目又被PPP项目“鱼过千网”似的反复筛选以后,上半年有稳定回报的可选专项债项目已经有些供应不足,因而在发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项目申报弄虚作假、可行性论证走形式、资金分配上用专项债“堵窟窿”、宏观上挤压民营融资、稳增长远水不解近渴等问题。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恰恰从微观上说明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从财政部、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稳增长决策和传导机制,仍然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项目审批、项目实施为核心的。因此,提振消费,要从宏观决策机制和传导机制入手。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机制与政策杠杆效应

  如上图所示,稳消费的决策和传导机制要从收入传导、利率传导、边际消费倾向传导等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展开。

  具体地说,首先应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出发,严格限制和大幅减少不合实际的基建投资规模,并从机构设置上减少围绕基建项目筛选、申报、审批等环节的政府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把宝贵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到稳消费上。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消费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考虑到疫情冲击下提升消费的迫切性,也可从中央政府层面一次性向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补贴,迅速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利率到消费的传导机制发力,一定要尽快走出影响决策的认识误:第一,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有什么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消费低迷时期借口“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第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仅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

  第三,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传导机制来看,旧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以5G、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因此如果用消费补贴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旧消费上可以用较小比例的消费补贴撬动,在新消费上则可以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撬动,无论是小比例补贴老消费,还是大比例补贴新消费,都可以轻松启动数万亿消费需求增量,比远过度扩张基建投资见效快、“乘数效应”大。

  三、 服务业复苏要打破交往障碍,新旧经济增长失衡影响深远

  目前来看,国内几乎绝大部分地区疫情都已受控,但是各地相互之间的交往还远远没有恢复,大部分大城市的酒店实际入住率依然低于50%,餐饮、商业、旅游景点、线下教育、茶馆、影视娱乐等恢复情况较差。

  笔者不久前在云南、福建、广东、上海等地旅行的经验,从一个低风险地区到另外一个低风险地区旅行,通常要花较长时间填写14天以内的行程、航班号、座位号、途径城市的居住地等等,有时候由于行程较多需要填写半个小时才能成功获取一个新地区的健康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形成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交往障碍,降低了“来来往往”的频率。建议各地应尽快取消本地健康码,应统一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

  最后,一定要高度重视疫情之后经济增长的产业和受益人口不平衡性。受疫情冲击,很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触经济、线上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这虽然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规律,但是毕竟与改革开放前四十年的增长普惠性有所不同,这样长期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以美国为例,谁能改变过去十几年美国经济主要靠硅谷、波士顿等少数地区、少数新经济行业拉动,而大部分传统产业却没有分享到增长成果的事实?特朗普就是在这种经济增长失衡背景下登上舞台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如果不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长期失衡,他也没有破坏全球化的借口:如果不是美国制造业只占本国GDP的11%,而服务业占79%的产业结构,怎么会有美国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和服务贸易长期顺差的贸易结构?

  疫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也是新经济引领的增长,但新经济的受益者不应是少数人群、少数行业、少数地区。目前,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从70%回落至50%,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还不足总人口的3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支持新经济的同时,应该保证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这些都是以后经济增长结构性不平衡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欧盟将举行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面对面峰会 经济复兴计划能谈拢吗


      摘要:“这将是一次殊死搏杀的会面,”《卫报》写道,各国在预算和恢复基金上将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本周五,欧盟27国领导人将穿越重新开放的边境,前往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为期两天的特别峰会。这是他们在新冠疫情暴发至今5个月来首次当面会谈,而不是隔着电脑屏幕“云聊”。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欧盟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峻挑战,这次峰会将讨论一份“欧盟下一代”经济复兴计划,以拯救遭疫情冲击的脆弱经济。是成是败,将关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攸关存亡的挑战

  这个周末的峰会将非比寻常。在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下,参会领导人习惯的握手拍肩、亲吻脸颊的问候礼将不得不变成撞肘碰拳,或者微笑示意。过去峰会上,通宵开会、在走廊里聚谈、品尝美食的一幕幕也将成为记忆被暂时封存。

  在疫情潜藏反弹风险的当下,似乎不太适合举行具有聚集性色彩的峰会。然而,对深陷存亡危机的欧盟来说,现在迫切需要一场线下会议来“确认眼神”,找到共识,寻求自救之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是我们已知的、最攸关欧盟存亡的一次挑战。”6月30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慕尼黑安全会议政策简报这样写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凶猛疫情已让欧洲大陆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衰退。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盟委员会的最新预测是,欧盟经济活动今年将萎缩8.3%,明年预计反弹5.8%。但由于各国可能呈现多速复苏,会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贫富差距。为此,欧元区单一市场面临崩溃风险。

  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给出的预测更悲观。IMF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出现10.2%的衰退。即使抗疫相对成功的德国,今年也将出现7.8%的衰退;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今年的衰退程度可能会达到12.5%-12.8%不等。

  欧盟急需通过一份复苏方案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这也是本周特别峰会的最核心议题――如何就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和1万多亿欧元的长期预算达成共识。

  殊死搏杀的会面

  恢复基金和长期预算是“欧盟下一代”经济复兴计划中的两大关键支柱。

  5月底,欧盟委员会提议通过发债方式筹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帮助欧盟成员国在新冠疫情后重建经济。其中,5000亿欧元将作为无偿拨款,余下2500亿将作为贷款,用于资助成员国疫后重建。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如果恢复基金能在欧盟峰会达成,将是欧盟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财政互助计划,将成为欧盟财政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

  然而,要成就“里程碑事件”谈何容易。

  围绕恢复基金,欧盟内部已分化出两大对峙阵营。

  作为主要推动国的德法和受益最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恢复基金是一百个支持。

  但是,北方富裕的“节俭四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和荷兰却颇为不满。作为欧盟净出资国,四国反对无偿拨款,认为这是让欧盟为南欧国家这些财政“差等生”集体埋单。它们主张以贷款方式进行援助,且应附加改革条件和监管机制。

  外界认为,恢复基金能否落地将取决于“节俭四国”立场的变化。欧盟领导层希望在峰会上能弥合北方富国与高负债的南欧国家之间就如何重振经济增长出现的巨大分歧。

  恢复基金不好“对付”,欧盟长期预算也是难啃的硬骨头。

  欧盟各国本应在去年就2021年至2027年长期预算达成一致,却因英国“脱欧”等问题一拖再拖,今年下半年将是最后期限。预算谈判本就艰难,现在又与恢复基金挂钩,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恢复基金中的5000亿欧元将作为共同债务由欧盟未来的预算偿还。

  荷兰、瑞典、芬兰等实施紧缩的国家试图推动布鲁塞尔削减恢复基金和长期预算的规模,以此作为最终达成协议的条件。

  目前,欧洲理事会提出一份折中方案:复苏基金规模不变,但长期预算规模从原先的1.1万亿欧元缩减至1.074万亿欧元。对此,荷兰、瑞典和芬兰表示欢迎。但是,欧洲议会一些党团的谈判代表却严词拒绝。他们不赞成削减预算,认为眼下的困境更需要强大的预算。

  “这将是一次殊死搏杀的会面,”《卫报》写道,各国在预算和恢复基金上将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

  据悉,整个经济复兴计划需在欧洲议会通过,并获得欧盟各成员国批准。《卫报》称,如果本周峰会未能达成共识,第二轮会谈将在7月最后一周进行,默克尔坚持欧盟必须在夏季前解决问题。

  分析人士判断,即使此次峰会不能谈出结果,但只要“德法轴心”下定决心,意见一致,再加上德国已迈出同意“举债”筹款的关键一步,经过不断磨合、协调,未来终会达成妥协。

  罕见让步的德国

  面对成员国的各执己见、彼此较劲,在本周欧盟峰会上,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其领导角色备受关注。

  若干年前,德国曾领导欧洲走出欧债危机,现在德国又再次被推上前台,带领欧洲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历史很少能给予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第二次机会。却给予了德国和默克尔。”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称。

  CNBC认为,默克尔正面临领导能力的历史性考验,这关系到新冠疫情后欧洲的未来。因为这次疫情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德国甚至担心欧盟可能就此分崩离析。

  迄今为止,默克尔没有辜负历史赐予的机会。本月初,德国接棒轮值主席国后没多久,默克尔就到访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呼吁大家“团结起来,让欧洲再次强大。”

  默克尔还与反对恢复基金的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希望说服后者能接受这项基金。

  而德国作出的更大“牺牲”是,毅然放弃了长期以来坚决反对欧盟“共同举债”的立场,同意以发债方式为恢复基金筹措资金,以帮助那些受疫情重创的国家脱困。正因为德国的让步,欧盟内部围绕恢复基金来源和使用方式的谈判僵局“迎刃而解”。

  在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眼中,这称得上一次“历史性突破”,即使在欧债危机时,德国都没有松口。如今,立场转变的背后与许多现实因素有关。

  其一,疫情是偶发的、非人为的外部冲击,与欧债危机时期部分南欧国家财政纪律松弛导致的债务困境有着根本不同。

  其二,疫情对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经济确实造成重创,如果错过最佳救助时机,可能会导致更严重后果,届时再施以援手,可能代价更大,且为时已晚。而放任意、西等国经济恶化,还会拖累欧盟其他国家,威胁欧元区安全和一体化进程。

  其三,在政治生涯行将结束前,默克尔想抓住德国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最后机会留下政治遗产。

  其四,欧盟深陷“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需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明棋也认为,内外环境变化使得欧洲一体化面临巨大挑战,德国迫不得已改弦易辙。内部,各国对欧盟的抗疫措施多有不满,一些经济强国被指责漠视弱国受到疫情侵害,见死不救。外部,美国对欧盟步步紧逼,挑起关税战,催讨防务份子钱。在德国看来,如果一体化出现倒退,再加上英国“脱欧”,未来在全球竞争中,欧盟的影响力和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为了德国自身利益和欧洲一体化能继续前行,德国不得不调整政治姿态,作出让步。

  在这次峰会上,德国能否施展足够的政治智慧,弥合各方分歧,促成经济复兴计划,令人拭目以待。

  何去何从的抉择

  英国“脱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新冠疫情危机……近年来,欧盟遭遇一轮又一轮的挑战。尤其是疫情危机,有评论称,欧盟所受影响,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层面的影响,要远远超过美国和中国。欧洲一体化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口。

  徐明棋认为,这次疫情是自欧盟创建以来欧洲一体化遭遇的最严重挑战。经济上所受重创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因为受限于结构性障碍,欧洲无法形成合力来维护经济基本活动;政治上内部团结和合作意愿在下降,对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未来,欧盟的妥协过程将越来越复杂。不过,欧洲一体化能走到今天也是危机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全球秩序迅速变化的背景下,欧洲已无退路,只能团结一心朝前走,毕竟去一体化的成本更高。

  在丁纯看来,不能仅仅看到风险,同时也要看到机遇。事实上,疫情也好,跨大西洋裂痕也罢,这些外部挑战和冲击其实也在倒逼欧盟的改革和调整。比如面对成员国经济受挫,欧盟领导层和“德法轴心”积极作为,提供可选路径和方案;德国更是“突破”自我,罕见同意以“举债”方式设立恢复基金;在对外贸易关系上,欧盟也是四面出击,与多国商谈自贸协定,试图对冲美国施加的贸易压力。当年的欧债危机也是四面楚歌,最后还是转危为安,而且欧洲稳定机制也是从无到有、应运而生,“这些都说明欧盟不会白白浪费危机,仍在‘向前进’。”